门多萨抄本,门多萨游记攻略

1.有关汉学的来历

马可波罗啊,他写了著名的《马可波罗游记》,轰动一时

威尼斯闻人马可波罗，这位享年70岁的旅行家临终仍然坚持他有关东方的所有叙述，都“童叟无欺”，完全属实。

一名见到马可波罗最后一面的教士说，老波罗气息奄奄地表明他没有欺骗这个城邦的人。“他说，他只是没把另一半所见所闻讲出来而已。”

教士尼希奥原是要马可波罗承认，他那本游记全是一派胡言。

马可波罗17岁时离开出生地——威尼斯，游历了25年后，才在29年前（1295年）带着一大堆财富和东方的故事回来。他告诉家乡的人，他大半岁月在蒙古帝国生活、旅游甚至当官。

这个靠马匹和剽悍牧民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帝国，势力遍及整个亚洲和东欧大片地区。但在马可波罗之前，欧洲人对它所知有限。

教会的东方“观念”，不是那里空无人烟，就是说住的都是野兽和妖魔。当然，在一般基督徒心目中，和妖魔打交道是灵魂的堕落。

马可波罗却带回了完全不同的版本。作为第一个足迹横跨亚洲大陆的欧洲人，他告诉老乡们，蒙古可汗并不可怕,他还很希望直接和欧洲贸易。而更为重要的是：可汗政权的根基地中国，拥有远远在欧洲之上的文明。

这些东方故事，主要写在《马可波罗游记》里。全书共四卷，问世后被大量翻译、出版，成为中世纪最畅销、影响欧洲人最大的游记著作。

当然，游记也引发大量争议。一些威尼斯人说，“那是他在波斯商旅的营帐中听来的”。当时做买卖能去到波斯，已是“天的尽头”了。

圣马克广场附近卖水果的蓬皮耶里回忆说：“马可回到威尼斯时，没人认得他，也不相信他的话。看他一身鞑靼人服装，还说他是冒认的。不过，后来他掏出宝物，大家才不得不信。”

当时，马可波罗“东方博览会”的展示品有象牙、玉器、瓷器、丝绸以及纸币等，消息很快地掀起轰动。他告诉威尼斯人：“任何人，只要愿意付出代价及冒险到遥远的东方,便可从黄金、珠宝、丝绸和香料贸易中,获得丰厚利润。”

不论有没有夸张，很多当地人确实对东方感到好奇，或有了致富的梦想。

船夫佩拉林虽不识字，没读过游记，不过他说故事听到他心痒。“如果我还是十几岁的小伙子，我一定到东方去碰碰运气。”

钦佩马可波罗的不只威尼斯人。随香料船抵步不久的一名阿拉伯商人私下说，丝路的使用，是蒙古人给阿拉伯人的特权，威尼斯如果和中国直接贸易对他们不利。不过，他说，自己对马可波罗的毅力，和他冒险、进取的精神非常的敬仰。他说：“你要知道，从这里去到中国，走一趟要好几年啊！”

特写：欧洲首个中国通商人、官员、旅客、冒险家、军人、语言天才、讲古佬……你要什么身分，马可波罗都有。

他生命的过程太精彩了，以至由他讲述，比萨作家鲁思梯谦笔录的游记，轻易成了中古欧洲最畅销的著作。

这名游记的最原始版本《世界奇异录》作者,这样评论他的“故事人”:“从上帝创造亚当到现在，从没有人，无论是基督徒、异教徒、鞑靼、印度人或任何种族的人，像马可波罗那样到过世界那么多地方观察和探险，知道那么多的奇风异俗。”

1271年，父亲和叔父开始他们第二回的东方之旅。那次告别威尼斯的,还有17岁，对欧洲以外的世界充满好奇的马可。

3人先到以色列，再穿过叙利亚、伊朗、阿富汗，翻过帕米尔高原,走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入新疆，然后是甘肃……1275年才走到北京不远的行宫上都，见到当时很渴望了解欧洲的元顺帝忽必烈。

旅途中，马可波罗曾因高原缺氧而病了一年多。其他必须克服的凶险包括沙暴、雪崩、干旱以及土匪等。他们也多次在瘟疫区，以及十字军和伊斯兰教徒的冲突地带死里逃生。

忽必烈很钦佩3人的毅力。对聪明、好学，懂得东方风俗和语言的马可波罗更是器重。在元帝国生活的10多年里,马可波罗最高做到扬州总督,也出使过越南、爪哇、苏门答腊。

1292年夏天，利用护送蒙古公主到波斯（今伊朗）的机会,波罗家3人从泉州出发，花了3年多时间，才奇迹般的回到威尼斯。

带回许多东方珍宝的马可波罗成了富豪，人称“百万君”。但同时也得了“百万谎言的人”的称号，因为很多威尼斯人认为他的“天方夜谭”不可尽信。

他的游记说，前南宋首都杭州，有10个庞大市集、房屋160万栋、工场14万4000家……欧洲人视胡椒为奢侈品，杭州人每天却消耗4740公斤，这简直是“人间天堂”嘛！另外，他说城内石桥有1万2000座之多，桥下都可通大船！试想，水乡威尼斯的人，怎咽得下这口气？

游记中提到的亚洲城市超过100个，叫欧洲人吃惊的描述还很多，例如他说看到了喷油的泉（巴库的油田）、可燃烧的石头（煤）、用轻巧的纸张来作货币（钞票）……铁匠奇劳洛说，他打死也不信。“大家卖命工作,都为了铜币或银币,给一张纸，谁肯收呢？”

但自称看过马可波罗拿出珠宝的船主佐罗说:“如果不是鞑靼的国王，谁能给这么多财富？”

评论：如果中国也有“西游”记马可波罗骗了当时的威尼斯人？

大概没有一本游记能引发如此多世纪的争论。时至今日，还有怀疑者如英国图书学者伍德所说的：“故事太精彩了，但……就像很多伟大的历史传奇，记载的都是神话。”

她说:“如果马可波罗真到过中国，为什么最重要的事物如长城、茶、筷子、方块汉字、女人绑小脚……全给漏掉了？”

也有学者翻查了中国文献。他们的最大疑点是：中国史官的记录，就像记流水帐那样详尽，可是马可波罗连名字都没出现过。

扩大了欧洲人地理和心灵视野

不过，这些意见，改变不了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的正统看法，更改变不了游记扩大了中世纪欧洲人的地理和心灵视野这一事实。

在马可波罗之前，威尼斯人认为他们是地中海甚至是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最富裕的城邦；都叫“地中”海了，不是世界的中心是什么？

但这位伟大旅行家却指出，在东方,还有一个更大的文明和权力中心,加上了一些夸大的叙述，他的游记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意结。许多人开始涌向东方，学习东方，以致欧洲经历变革,在科技、工业、军事上开始出头时，他们对世界的所知，远胜过所有竞争对手。

事实上，欧洲人拥有的第一张精确亚洲地图，便是参考马可波罗游记制作的。有人因此认为：帝国主义和东方学是同一天诞生的！而马可波罗是这一切“单向学习”的启动者。

少了自己的马可波罗是中国的遗憾总之，没有自己的马可波罗是中国的遗憾。等到大炮打到门前，才有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来“以夷制夷”是太迟了。

从马可波罗开始，东西方文明的天平上，倾斜角度开始倒转。不管威尼斯以至整个欧洲有没有受骗，他们“哥伦布改变地理，马可波罗改变历史”的说法是绝对真实的。

拾遗：马可波罗带回眼镜和冰淇淋？走访14世纪的威尼斯，最惊讶的发现是当地已经有了眼镜的生产。据父老说，这种“玻璃”，也是马可波罗从东方带过来的。

噢，又是马可波罗。

顺便一提，眼镜的问世，对后世影响非同小可。其中一个观点是：它确保了“世界不被40岁以下的年轻人统治”。（得）欧洲人要感谢马可波罗的，看来还很多。

例如，威尼斯人从没见过像中国颜料那么缤纷的作画材料，是马可波罗让他们见识到的。

中国人是最先使用纸币的民族。还在用宝贵的金、锡、铜矿铸币的威尼斯人，也大表诧异。

还有，要不是马可波罗把中国人的配方带回去，现代意大利人差点就无福消受面食（pasta ）和冰淇淋的美味。

未来人语：东西方两大洲距离靠拢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，带给欧洲人一片全新的知识天地。游记打破了很多猜疑和宗教谬论，激起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，自此两大洲的距离，才开始拉近。

许多中世纪很有价值的地图，是参考游记制作的。欧洲后世不少伟大航海家，受到马可波罗的鼓舞和启发。

事实上，美洲大陆的发现是一个意外，因为游记的忠实读者哥伦布原本的目的地是富庶的中国。当时欧洲人相信,中国东面是一片广阔的大洋,而大洋彼岸，便是欧洲老家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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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汉学的来历

中国人的性格 100多年前的一位美国传教士写的

作者:（美国）亚瑟·亨·史密斯

自从那位喜欢说大话的威尼斯商人在热那亚监狱里口述了一本游记，700年间西方探险家，传教士、商人，水手、政客、学者，形形色色的人写过各种各样的关于中国的报道。有写实，有虚构；有不着边际的赞美，也有不怀好意的污蔑。在这难以计数的"中国著述"中，真正有影响的，不过那么几本。例如《马可波罗游记》、《曼德维尔游记》。门多萨的《大中华帝国志》、金尼阁的《基督教远征中国史》、李明的《中国现状新志》，安逊的《世界旅行记》、杜赫德的《中华帝国通志》。阿瑟。史密斯的《中国人的性格》也算是其中之一。《中国人的性格》一书的内容1890年曾在上海的英文版报纸《华北每日新闻》发表，轰动一时；在纽约由弗莱明出版公司结集出版，又被抢购一空。西方人曾从马可-波罗那里听说一个神话般的契丹，在门多萨那里将信将疑地得知一个半传奇、半历史的中华帝国。耶稣会士、启蒙主义哲学家将中国渲染成一个世俗乐园，中国的开明君主，宗教宽容、以及孔夫子的智慧，都曾令西方人困惑、仰慕，感到惭愧。当然，另一一方面，也有很多反面意见。英国海军军官安逊笔下的中国完全是另一番模样，那个民族狡猾、肮脏，中国是个堕落的地方。这类观点在启蒙运动以后越来越有影响。中国究竟怎样呢？有关中国的争议在西方冷寂了一个多世纪以后，史密斯的《中国人的性格》出现了，他试图刻画中国人的性格特征。《中国人的性格》或许是最后一部西方传教士写的、在西方与东方都有影响的有关中国的书。

摘要:16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,为西欧汉学起源史上的重要阶段。此阶段耶稣会士将中国文化有系统、大范围、深层次、多方面地介绍到西欧。这对西欧思想、学术界以及西欧社会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耶稣会士的来华虽有着殖民主义的护卫,但西欧汉学的起源实为欧人对中国文明钦羡的产物。

关键词:耶稣会士西欧汉学中国文化

西欧汉学,从其萌芽到初创,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,即从16世纪初至16世纪末为第一阶段,此时西欧介绍中国的著作,尚带有中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、闻见录性质,著述者多为葡萄牙、西班牙的商人、外交官或非耶稣会的传教士。16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,是为西欧汉学发展的第二阶段,由于这一阶段的主要角色为耶稣会士,姑且名之为“耶稣会士阶段”。其中以1687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,前期为非法国耶稣会士时期,汉学著作以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为主要特色;后期为法国耶稣会士们登上西欧汉学盟主地位的时期,此时的汉学著作从介绍中国文化演进到研究中国文化的境地。“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教授（Paul Demieviile）讲过人们常说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建的,如将汉学理解为对中国的学术研究,这一提法是正确的”①。由此可见,法国人的登台对欧洲汉学的创建具有多大的历史意义。第三阶段则从18世纪末延伸到19世纪,此时西欧汉学已突破教会的束缚而深入到西欧的学术界,进而在大学登堂入室,成为具有科学意义的专门学科。到此,西欧汉学才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天地。

本文研究的着重点在第二阶段,而这一阶段也确为西欧汉学起源史上的重要一页。

一

早在“丝绸之路”时代,西欧就有不少学者想像过东方的文明古国,但限于当时的条件,他们的一切介绍都是立足于想像之上。到了中世纪,当大元帝国混一欧亚之时,终于有西欧的旅行家、教廷使者来到中国,并且把在华的所见所闻给西欧作了报道,最负盛名的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《游记》,它把一个国土广阔、文明昌盛、美丽富饶的中国介绍到了西欧读者面前。这种来源于实地的描述,自然较之希腊、罗马时代拉丁诗人对中国的描绘,具有质的飞跃而使欧洲人耳目一新,对文艺复兴、西欧地理学、航海大革命都有重大影响。然而,旅行家毕竟是旅行家,中世纪又是黑暗愚昧的时代,也不可能培养出具有高素质文化的人才,所以这些初到中国的西欧人,尽管在中国少则几年,多则十余年,然而所收集者大都为表层文化的“形而下者”,如奇风异俗、物质、宗教、财富等,即使如此,还是存在不少的重大遗漏,如长城、饮茶、印刷术等,都未加记载。至于较深层次的文化,如制度文化、思想文化,这些旅行家、教廷使者在自己的游记和报告中竟无一字提及。因此,从文化交流的根本意义上来说,中西文化此时尚未有实质性的交流。事实上,这些来自西欧的人们,既不懂中文汉语,又不具备研究中国经籍史书的功力,所以只有写些游记之类的介绍性文字。

16世纪中叶后,停顿了百余年的中西接触又开始在更大的规模上得以恢复,“地理大发现”的先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,分别最早从西、东两个方向来到中国,因此在耶稣会士登上中西交流的历史舞台之前,由葡、西人向西欧介绍中国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这些人当中,有多明我会士、奥斯定会士,也有西欧本土的学者。来华的葡、西人中,虽然他们在中国逗留、活动的时间只有几个月,远不及马可波罗在华的17年,但由于他们来自日益趋向于近代的欧洲,故其观察能力远胜于他们的前辈。正如一位欧洲历史学家所说,他们“在广州所居留的几个星期,比马可波罗在契丹所度过的整个岁月利用得还要更好”②。中世纪欧洲旅行家在介绍中国时的遗漏错误,有很多在此时都得到补正。例如,中国就是“契丹”,北京就是“汗八里”,万里长城、印刷术、明代的两京13省、汉字、佛、道两教、教育、科举、中国的版图和位置、法律等等,都第一次出现在欧洲的印刷物上。

西欧人在介绍中国时,其消息来源和根据,或是个人亲身所见,或是旅居东南亚的华人华侨所提供,还有的是利用懂葡语的华人为其翻译中文材料,有的则使用了从中国带到西欧的有关典籍。因此,从材料来源上来看,比中世纪大有进步,故而在内容的广度、深度方面,自然远胜于前了。中国历史学家认为,“16世纪中叶汉学真正诞生”③，试想没有葡、西国人在16世纪中叶的那些介绍中国的著述,这句话又从何谈起？所以,讨论汉学的起源,16世纪是一个重要的时代,巴洛斯（Barros）、克鲁兹（Cruz）、拉达（Rada）、门多萨（Mendoza）等人的著作,可以看成是刚刚播下的汉学之种,而这些著作的作者,则可以视为西欧的前汉学家。

但是,这些前汉学家们自身有着难以弥补的缺陷。

作为汉学家至少应具备两个内外条件,即自身的文化素质和外部的支持力度,而对16世纪的前汉学家而言,这两点都不具备,来华者,均属零散,无组织派遣者,而且停留于中国东南一隅,活动时间又短,大都不懂中文,限制了与士人的交往,中国官方也不允许他们随意观察,因此他们很难对中国社会作稍微的了解,无力将中国的思想文化介绍到欧洲。对在西欧的学者而言,由于隔洋看花,所以尽管有些二手材料,但他们的著作难免流于外在介绍,且谬误不少,或言过其实,想像色彩过重,与事实相去甚远。

还应指出的是,前汉学家几部重要著作,如巴洛斯的《每十年史》、克鲁兹的《中国情况记》,都是用葡文刊行的,而葡文并不是欧洲的流行语言,这也限制了中国知识流传的范围。

因此,将